树起道德建设新标杆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力地回应了现实生活的挑战，回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有力地回应了现实生活的挑战，回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回应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以如此简洁、如此明快的形式，负载如此重要、如此深刻的内容，也成为它的一大特色，使人感奋不已。
我们用手摸什么？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具有独立而强大的道德建设。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宗教为支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就是它的道德建设，而且是较为强大的道德建设。为什么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手要摸着圣经？为什么在那里证人出庭作证手也要摸着圣经？这类细节所蕴涵的意义是：你要说实话，你要凭良心说话，你要遵循道德规范行事。任何法治的大厦，都必须建立在道德的深厚土壤里，否则是建不起来的，建起来也会坍塌的，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不可能建立在道德的沙滩上。应当承认，我们的道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颁布以前，尚缺乏应有的独立地位；在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颁布以后，虽然取得了独立地位却来不及变得强大。这表现为道德建设的声音还不够强大，道德建设的旋律还不够强劲，道德建设的示范作用仍然微弱等等。例如，有的上级要求下级讲道德，自己却首先腐败；有的官员要求百姓讲道德，自己却首先失信；有的父母要求儿女讲道德，自己却首先买假文凭；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建设焉能有理想的效果？我们应当有一部中国式的“圣经”，一部无形的“圣经”，一部让所有人随时可以够到随处可以摸到的“圣经”，这应当就是“八荣八耻”。
让制度与道德同行
道德建设依赖于制度的促进与保障，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当年英国向澳洲移民，起初规定在出发的码头查验人数，结果是惨剧不断：船主在途中不断虐待移民，使得大量移民生病和死亡。后来改在终点码头查验人数，情况就起了变化：船主为了自己的利润，不得不改变对移民的态度，虐待大量减少，生病和死亡也得到控制。这是以“制度优化”促进“道德优化”的实例。崔永元曾谈到怎样评选成功人士，如果只认钱不认其他，谁有钱谁上榜，会给社会一个很不好的暗示，即谁有钱谁就是成功人士，这只会加剧“一切朝钱看”的不良风气。
崔永元显然在对“不良之法”对道德建设的严重损伤表示忧虑。此种忧虑并非多余，现实中不少“制度”对道德建设的作用就是负面的。例如某些国家利益的部门化，某些部门利益的个人化，某些特权的“合法化”，还有公款吃喝喝成的“惯例”，公款旅游游成的“规矩”，挥霍无度形成的“常规”，以及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霸王条款”等等。
盘点“国民性痼疾”
有人把时下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道德滑坡”，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或是市场经济的排泄物。笔者却认为“道德滑坡”种种，归根到底是传统文化的落后方面与新形势下的某些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落后文化在新的气候下的一种反映。有人认为，今天的种种“滑坡”，与“文革”时期的种种“爬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话很确当。试问，今天一些人的“围观强奸”与“喝彩跳楼”，难道与当年一些人面对批斗会与“喷气式”的麻木和喝彩没有联系吗？今天一些人在市场上大卖假药、假酒、假奶粉，难道与当年一些人在权力角逐场里说假话、办假事、戴假面具没有联系吗？今天一些人在拐卖妇女儿童时所表现的凶狠与残忍，难道与当年一些人面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袖手旁观、落井下石没有联系吗？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痼疾”的深入探究，想起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严峻面容，想起了他笔下那些面对烈士喋血却只想着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一群。在高举道德建设大旗的今天，无疑应当以更大的热情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事实上，这种优秀遗产是极其丰厚的。但是也别忘了，传统文化中有落后的东西，“国民性痼疾”远未被清除，它们还在损害着民族的肌体，混淆着是非荣辱，毒害着年轻一代。一面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一面盘点“国民性痼疾”，是我们的重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