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信 未 来——从中国当代诗歌反观其发展前景
昆明学院06级汉语言文学（1）班S006014131钱 坤
【摘 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诗歌，虽然崇尚自由的诗体风格，但那些脍炙人口，并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的，仍是以重节奏、音韵和明朗健康意蕴为主的。“自由”下的新诗，脱离了中国诗歌的本质。殊不知中华文明五千年，泱泱诗国之诗性根深蒂固。不管近现代派如何去粉饰“自由”，始终遮掩不了大众心中的诗性——形式的规范（讲求节奏和音韵）、语言的简洁凝炼和内容的健康明朗。
【关 键 词】食 指、赵丽华、恶 搞、人民文学
一﹑反观食指《相信未来》创作背景及其影响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文革”十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96年夏至71年间，各类文艺刊物相继停刊，文学图书的出版也被迫中断，建国后十七年来创作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均被罗织了各种罪名而遭“批判”。68年底，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国“上山下乡” 运动轰轰烈烈，1700万青年学生先后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农村，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运动的“红卫兵”。
“文革”期间，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使当初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在此种心态的支配下，知识青年们开始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情绪。形式和数量数诗歌最多。“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应运而生。“地下文学”完全是由群众自发进行创作，通过手抄、油印等手段进行传播的，其主体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文革”初期，大多是革命热情高涨的“红卫兵”。
此类文学人物中，最被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食指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新诗的第一人，中国朦胧诗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称其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深刻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郭路生一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祖国各地流传开来，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但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被殉道的命运。这些诗句纯净、隽秀，带有儿童般执拗的真挚，它出现在知识青年们普遍开始厌倦政治运动，在逆境中重新思索人生价值的特殊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惊醒和呼唤的作用。因此，诗歌一经完成便很快在知青中传抄。正如林莽所称：“《相信未来》是一篇预言性的诗歌力作。”当‘文革’的迷雾使人们陷入迷茫与混乱之中，人们为命运哀叹之时，食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照亮了前途未卜的命运。
在那阴云密布的年代，食指在人们心灵深处投下了一道希望之光，无数青年就是跟随着这样的信念坚强的生活下来的。
诗界如此，大众如此，中国诗歌的前途又未尝不是这样！但其命运之坎坷可想而知，然事实也令大众开始了中国新诗发展出路的探索。下面以大众对赵丽华的评介为例加以阐发。
二﹑由国家级诗人赵丽华引起的评说
人们早有定论：诗歌不仅可以欣赏，更可用于教化。如果我们用现代方式形容其功能，则可以说，诗歌可“休闲”，可在娱乐中“休闲”，在“休闲”中娱乐。
笔者认为：诗歌可以永远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之物！但“下里巴人”决非100%“土货”。我以为诗歌中的“土货”也应当是“下里巴人们”经社会大众“提取过的东西”。
可惜在我们文坛的“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诗歌协会”中，在他们以往的工作发展中并未更多地研究“如何更好地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工作做的更好，而是放任下半身文学到处泛滥。”以致于被拥有众多网络粉丝的韩寒骂个不休！
到这，我们更应该反思中国诗歌的发展前景。
三﹑构建新诗的审美共识
赵丽华是一位早已成名的诗人，她早期的“口水诗”处女作，虽笔者不敢恭维，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创作的属于真正新诗之作。大浪淘沙，历史自会亲睐金属和它发出的声响。在这个网络恶搞泛滥的时代，诗歌被恶搞是迟早的事。究其根源，中国新诗诞生近百年，至今仍未形成审美尺度和共识。某种意义上，恶搞呼唤加速新诗规范的确立。
（一）
诗人是被恶搞的对象之一
网络使天下一家，国外恶搞在先，国人也赶上凑热闹。或把严肃当娱乐，或为讥笑与嘲讽；或通过恶搞成名，或通过恶搞坏事；甚至通过恶搞获取利益等等。当然少不了捕风捉影极尽恶搞之能事。
在当下网络恶搞成风的时代，恶搞社区、恶搞吧、恶搞博客等与日俱增。恶搞影视（如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等）、恶搞体育（如世界杯）、恶搞明星（尤其女明星）、恶搞红色经典（如革命题材）、甚至国家领导人（尤其国际、历史人物）都难免招“贬”，诗人诚然是被选择的对象之一。
某种意义上，诗歌被恶搞是历史的必然。尤其面对中国新诗缺乏审美共识之现状，诗歌似乎到了不得不恶搞的地步，也似乎只有恶搞才能重新找回本真，使诗歌从诗人到大众都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二）
恶搞促使中国新诗派反思新诗理论及其创作
中国古典诗词所构筑的审美共性，同历史文化的传承，构筑了大众的审美习惯，这无庸置疑。新诗发展近百年，大众显然并未全盘否定。细探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仍不难发现大众在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应该看到，大众对诗歌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长远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从《诗经》所确立起中国诗歌的地位开始，经历了古风、辞赋、律诗、绝句、词、曲的审美变化，但都未脱离古典诗学的诗性本质，大众当然肯定。今天诗界内部大多反对政治口号、政治说教，但口号、政治诗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大众所需，如抗战时期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之作，谁又质疑它们是否为诗呢？而诗人对口号真正讳莫能及的，主要是“文革”部分口号诗，趋炎附势，丢了人格和历史责任感。这也只是背离了诗人的“做人”本真，而并未脱离传统“诗性”特质。
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诗歌，虽然崇尚自由的诗体风格为其主流，但那些脍炙人口，并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的，仍是以重节奏、音韵和明朗健康意蕴为主的。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臧克家《老马》、卞之琳《断章》、舒婷《致橡树》、余光中《乡愁》、食指《相信未来》、北岛《回答》、顾城《一代人》等等，都坚守着传统诗性的共性特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朦胧诗潮，是中国新诗的又一历史性“革命”，但这不是给中国诗歌带来成功，而是从此走上了歧途。朦胧本身并没有错，而在于由此引发的诗歌语言之生涩与晦恶。朦胧没有给中国新诗穿上盛装，大众也最终发现，这仅是“皇帝新装”般闹剧。诗歌圈内的狭隘理念由此蔓延，把诗歌当成极端个人“私事”，疏远大众。中国新诗主流正沿着这条道路离开大众的审美共识，偏离航向，越走越远，甚至连诗人自己都看不清。
我们势必要造就反叛，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
，随着朦胧诗的被否定，新诗流派应运而生。五花八门地打着探索创新的先锋旗帜，明争暗斗，诗派林立，各自为政。但大多吵闹一时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诗歌圈内抱定“自由”不放，各种极端催生，学院派的空乏华丽，垃圾派的白话口水，下半身的崇低昧俗，确实把朦胧晦涩掀了个底朝天。最显著的莫过于垃圾和下半身运动，打着口语和贴近大众的旗号，大多实为“口水”之作，同样脱离了大众心中的诗性特征，使诗歌卷入了从“浮燥”到“泛滥”的境地，理所当然地遭受到诗界和大众的共同唾弃。
恶搞加速确立新诗的审美共识
诗歌的发展史证明，诗人的探索与创新全无止境。并且推动了诗学的发展，成就了“中华诗国”的历史称号。否则，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没有探索与创新便没有发展，更谈不上辉煌。但也不能因此毫无原则地脱离事物本质。这无论诗人还是大众，都应是普遍的认识。
一直以来，诗歌创作主流严肃、严谨、高雅。不论诗人本身还是大众意识，作诗不是件容易事，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诗人。在潜意识中，大多写诗的人很痛苦，也注定了其孤独，甚至孤傲。大众则通过对诗作的认知，心随诗动，去感知，去体悟。诗歌以最初的直接表达情感，演化为影射思想感情，从而在表达方式上脱离了纯粹的口语，成为独立的语意文本，并有别于其他文体。语言的简洁凝炼，体式的规范恒定，使诗歌形成有言外之意，讲节奏和音韵规律的传统诗性特征，并成为大众的审美共识。
然而，从西方借鉴、模仿而来的自由体新诗，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诗性特征，远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共性。在近百年历程中，破而不立，破而难立，“自由”成了制约新诗的魔咒，大众则看不清新诗的面容，因而无从审美尺度，更谈不上共识。自由体失去了审美基础，由纯粹的模仿发展为纯粹的混乱。诗人在魔咒中舞蹈，大众则离她愈远，于是便有诗歌“恶搞”大众在先之说。此言当然不可信，当然不是诗人有意识的行为，如果真有，那他一定不是诗人，或不配做诗人。诗歌被恶搞，是她自身远离诗性，疏远大众逼出来的。表面上，被恶搞者受到伤害，实则在催生社会对自由体新诗审美共识的构建。
诗人赵丽华对“口水诗”的尝试之作，当然远离了诗性。不管它是不是诗，至少她已借用了诗的名义，有意或无意中成了被网络恶搞的对象。她也因被恶搞而更加出名，这是丽华之幸。诗歌因恶搞使其从边缘暂时回归了大众的视线中心，更是诗歌之幸；而恶搞新诗，导致大众对新诗的进一步否定，首先激发了对“口水诗”的全面否定，使“口水诗”真该寿终正寝了，使新诗回归诗性之路，这是诗歌的又一幸运；新诗势必在否定之后，出现了新的肯定，这就是加速建立新诗的审美尺度，又何尝不是新诗之一大幸事？看来新诗真是三生有幸，必有新的出路了。
四、《人民文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现状的评述
著名诗人雷抒
雁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诗代表了目前诗歌的创作水准，优点和问题都尽现其中。一些优秀的诗作，既有对现实的独特观照和深入理解，更有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对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与物的诗之敏感和发现，丰孕的感性、知性与智慧相融，对生活的热爱，诗与生命的内在联系，心灵细微处的波折与痛感，都有着透彻的感悟与揭示，是审美的诗行，也是具有启示性的灵魂透析和抚慰，标志着目前中国新诗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他也谈到当前诗歌界出现的一些问题，譬如“梨花体”闹剧。他说，“网上恶搞赵丽华事件的发生与当下一些诗人自身的不检点有关。诗人寻求出名无可厚非，但应安心写诗，用作品去感化读者，而非其他俗套。”